“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绝不是轻轻松松唱着‘山歌’就能达到的。”

12月13日，“2018（第十二届）固废战略论坛”开幕，会上，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吴舜泽围绕论坛“集约循环 突破变局”主题，从环境产业视角详细分析了近期环境和经济形势中的变与不变，他认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迈过这一高质量发展的非常规关口需要阵痛和定力。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吴舜泽

以下内容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

当前，我国长期发展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过受去产能、金融脱实向虚、金融去杠杆（政府债务问题）、降成本、企业税负、社保、国际经济形势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中短期经济形势波动复杂敏感。

吴舜泽表示，这些因素同时叠加作用在环境产业上，分析时需要区分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其中，需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叠加作用，这其中有共振，也有放大，每个政策作用到不同主体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第二，政策不确定性在增强；第三，总体反映在对未来的信心预期上，需要提振信心。

会上，吴舜泽从六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近期的环境与经济形势。

一、2018年金融问题跟2015年金融政策的影响密不可分

吴舜泽表示，讨论钱（金融），不能只看2018年发生什么，要看2015年前后金融业发生了什么，从2015年再看2018年。

2015年是中国金融历史上重要的一年，P2P、股权质押、公司债及海外融资等创新政策的出台，金融业膨胀，金融体系复杂化，带来高利率、脱实向虚等问题。

吴舜泽认为，2018年的金融问题跟前期金融政策的影响密不可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P2P发展迅速，余额最高达到1.5万亿。但风险较高、监管偏弱、信息相对不透明，部分P2P更是因存在严重的管理不合规导致平台倒闭。二是股权质押融资活跃，净增加1.5万亿，股市下行时，抵押品价格会降低，有可能被强制平仓并抛售股票，造成股市和信心出现问题，形成恶性循环。三是2014年底，公司债存量7000亿人民币，2018年春季膨胀至5.5万亿。此外，中资企业在海外美元债务存量2400亿美金，到2018年三季度扩张到4500亿美金。

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进行去杠杆和金融强监管。吴舜泽表示，2018年以来去杠杆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融资渠道影响大，实体经济融资条件急剧恶化。

“缺钱是普遍现象，这是当前企业的共性问题，不是环境产业的特征问题。” 

近来，个别上市公司的问题被放大并影响了资本市场对环保行业的信心，实际上，环境产业中出现问题的大部分是上市企业，这些上市公司存在两点共性，一是都是2014年以来金融加杠杆和PPP政策背景下负债率高的环保企业，二是受政府等支付影响较大的企业。 “个别企业过于激进、短债长投、资金错配，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

环境产业发展出现的问题不能怪强监管，当前是对过去某些错误的纠偏，是正确的方向，吴舜泽建议，环境企业应该保持持续平稳发展，“内修外秀”。

二、政策作用的影响呈现区域和行业分化的特点

今年，“国资系”大手笔买进民营上市企业股份的现象，在环保领域尤为突出。根据中国固废网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11月，有11起国资意向或已经入股民营上市环保企业的案例发生。业内不少声音认为“国进民退”现象越演越烈。对此，吴舜泽并不认同。

吴舜泽表示，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去杠杆、去产能等政策对大型与小型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分化影响。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了“产能收缩+需求韧性”利好下的量价齐升，但部分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出现了负向效果，因此，出现“冰火两重天”。

同时，吴舜泽认为，去杠杆、去产能等政策还带来了西部速度领先优势的逐渐弱化,南北之间的差异扩大，“南快北慢”的情况在今年上半年非常突出。他预判，未来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城市可能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抢得先机，固化新优势。“只要突破瓶颈，跨过非常规的关口，一定会取得未来不可逾越的先机，获得比过去更快的增长速度。

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企业生活得很好，有的企业生存堪忧，有的地区发展好，有的地区发展差？在吴舜泽看来，这是行业和企业本身的问题所决定的。

1.环境保护对不同领域和不同行业会造成不同的短期影响

越是需要进行转型升级的行业越欢迎环保严管，越是较早进行环保整治的行业越不受经济社会形势影响。比如玻璃、陶瓷、水泥等行业早期经历过环保政策淬炼，在目前环保督察执法下基本没有受影响，这些行业体会到环保是行业发展的能力建设。

水泥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环保严要求契合行业态势。错峰生产和环保限产政策的执行使得库存降低，价格恶性竞争得到遏制，行业效益较大改善，有的上市公司毛利达到40%多。再比如，在钢铁行业，督察执法减少了低水平或者无效供给，为环境表现良好的企业腾出了空间，促进了钢铁行业内一些技术的提升。

另外，仔细分析会发现，经济下行期和上升期抓环保政策的实施角度和方式不一样，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2.环境管理对不同规模企业存在不同的长短期作用

短期来看，总体分析，企业个体产量与收入下滑、价格上涨，存在短暂、有限的阵痛期，大企业约为4个月、小企业约为5个月。长期来看，全国总体分析， 20个月以内环保趋严后影响变为积极正面。

环境管理对“规上”大企业的短期抑制作用显著弱于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长期促进作用显著强于小企业。以脉冲响应的变动趋势看，第一期环保加严政策对大中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的负向冲击仅为-0.05，基本需累积至第4期才能弥补第1期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对小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负向冲击达-0.075，累积至第5期才能弥补第1期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进口废物政策影响分析

当前，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改革的难度和压力持续加大，如期完成改革目标任务更加艰巨。

吴舜泽认为，禁止进口废纸存在诸多优势，能有效避免进口废纸夹杂物入境带来的环境风险（0.83%-6.78%，19-34万吨夹杂物）；有效降低进口废纸及其夹杂物处理处置的环境风险（废水，泥渣）；增强国内废纸处理处置能力，降低国内废纸处理处置带来的环境风险（1/3外废）等。

目前来看，禁止“洋垃圾”对经济产生的短期不利影响将在市场调节下逐渐减小，长期来看会促进要素流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期颁布的禁止废钢铁进口等政策影响较小，且很快被市场机制消化，同时将有利于化解我国钢铁行业过剩产能。

四、为什么会形成环保影响经济的错误舆论

为什么经常会出现环保影响经济的错误舆论？

吴舜泽认为存在五方面原因：一是经济下行要找“背锅侠”；二是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或绑架舆论；三是对依法常态化监管不适应，把过去的“宽、松、软”当做正当的；四是一些地方和行业简单粗暴、扩大化；五是金融行业炒预期。

吴舜泽认为，环保不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但环保政策效应叠加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源等政策的分化影响之上，无形之中放大了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对环境保护负面评价，这是造成环保政策经常“背锅”的原因。当然，加强环境监管对经济肯定有影响，但影响是局部的、个体的、短期的，是政策调控的方向。

目前来看，政策会造成哪些短期的、局部的影响？

一是越是粗放的发展，越是违法严重的企业，在依法常态化监管下，受的影响就大。反之亦然。

二是政策不可能不对黑色增长的企业、偷排漏排的企业经济效益造成影响。过去那种企业偷排赚取利益、生态环境受灾、百姓受害、政府买单修复环境的恶性循环，不是真正的发展。

如果及早进行产业政策转型升级，环境保护将成为巨大的推动力量，这在全国是主流的，也是长期的。

另外，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环境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影响有限。比如日本通商产业省、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77年权威研究分析结论表明，进行公害防治与不进行公害防治相较，对GDP的影响只占上世纪70年代的1%以下，将消费者物价指数从年均8.3%的物价上升率提高到了8.4%，对宏观经济总量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另外，美国政府1970年代增强对环境的监管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影响也仅占8%到16%。

五、一刀切：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环保“一刀切”,指的是一些监管部门在处理环境问题时,不问青红皂白,不管违法与否,“先停再说”的做法。吴舜泽认为，环保“一刀切”是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上，吴舜泽总结了五点造成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原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平时不作为、管理没到位，为了迎接检查，突击关了一些企业，企图掩盖问题，是乱作为；地方对于标准、政策等了解有限，基层管理人员水平有待提高，为了所谓公平就全部关掉，不考虑环境绩效导向；地方工作力量配置和目前任务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事太多、工作节奏太快，有时候也缺乏精准施策的能力和水平；以停代治、先停再说、一律关停，主要是考虑自己乌纱帽因素较多，强调政治正确、决心大、调门高。这种情况是不少地方领导实施一刀切决策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吴舜泽还表示，一些地方搭环保便车解决其他问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执法扩大化和“一刀切”现象。“一刀切”不是环保领域的专有名词，实际上是放大到不分类指导、不差别化管理、不精准施策的所有行为的总称，也被概念化、泛化。

吴舜泽认为，“环保‘一刀切’，强制而又简单粗暴，这不是政策导向，也不是需要的目标，这是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切掉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良好形象。”

六、环保政策、投资与产业发展

有人讲环保投资在降低，环保拿什么拉动产业发展？吴舜泽认为，环保投资和环保政策高度关联，也是环境产业发展的指向标。 

中国的环保投资周期一般为1.5年左右，且一直以来存在波动，特别是在政府换届或者收官之年，投资比较大，总体在波动中上升。2013年以后，工业废气处理投资特别大，因为“气十条”以工业企业的脱硫脱硝为主。2016年开始，工业固废投资明显上升，这与政策发布周期几乎一致。近年来，一系列固废政策的颁布，对产业拉动的情况非常好。

从地域来看，总体而言在波动中前行，各省市差距较大。从上图可以看出，山东工业废气治理投资较大，湖北等地的固废处理投资比较大，江苏则在水处理上的投入特别多。各个省市投资额不同，但整体来看，十几个省的投资占据中国投资的大半壁江山。

吴舜泽表示，环境产业发展如果光靠政策驱动也不行，需要苦练内功，通过企业发展创造价值，创造需求，给行业发展指明方向。

吴舜泽强调，环保的常态化监管是常态，需要进行下去。当前，必须认识到经济迈过非常规关口需要的阵痛和定力。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绝不是唱着“山歌”就能达到的。这个时期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一定会有杂音，一定会有错误的舆论，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哪些是本质，哪些是主流，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长期的。

当前，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没有打通，但环保是促进中国经济换挡升级非常重要的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是发展本身的目标。调研中发现，环境保护可以为城市发展省钱。同时，环保也没有增加社会总成本，而是减少社会总成本。因为环境治理的成本始终存在，只是在国民经济的门类和不同类别之间转移，这是结构调整的问题。

吴舜泽认为，只要是依法常态化监管，只要是公平公正的，只要是提前有序发布环境要求（减少不确定性），就会产生传导效应，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避免破窗效应，这实际上是对加强技术进步和内部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企业最大的支持。